冯克利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守营
    时间是一个不管谁喜欢与不喜欢都必然要同每个人都发生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既实在，又玄妙。如果把时间意识同政治行为联系起来，或许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冯克利教授曾经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有利的制度形成改变时间历史，但这既不能只关注当下，也不能只关注未来，而是要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才能构成历史时间框架和历史哲学。

    印度人的时间观念不紧迫，希腊人的观念重永恒，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重循环

    冯克利介绍，不同国家对于时间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印度人的时间观念不紧迫，在他们的意识中，时间虽然有意义，但是没有力量，所以是一种周而复始，进而循环的时间观念。这样的时间观念导致人将自己看得非常渺小，人生的这一个过程变成微不足道尘埃的瞬间，所以印度人认为，人这一生想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的时间观念则与此不同。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注重永恒不变，他们喜欢去探究“相”、“型”这些认识世界本质性的东西，而这些都是永恒不变的。
    在谈到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冯克利指出，中国人喜欢用重大的事件来计年。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变迁的时候，就需要重起年号，将皇帝即位记为元年。中国人也有一种循环的观念，但这与印度是不同的。中国人的循环观念很大程度上和人的参与变化有关系，我们循环的过程中比较短暂，这给人参与时间的变化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的介绍，冯克利认为，时间其实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自然时间或者叫做客观时间，这种时间是人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动而建立的一套划分时间的制度。它是根据地球和日月天体周期来规定的。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人的意志没有关系。第二种则是主观时间，这种时间意识不同会导致人的行为方式和感情都发生变化，与人的意志直接挂钩。在探讨这种主观的时间意识与政治行为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时，冯克利指出，这种时间意识是一种公共时间意识，也就是说是一种如何安排公共生活的有关时间概念，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共同体在理解和参与制度化生活时采用的一个时间框架。

    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构成历史时间框架和历史哲学

    冯克利在探讨历史上不同的执政风格时，他指出，一个赋予时间价值非常高的人会在同样的时间内做一些别人不想做或者做不到的事。很多政治家时间观念是只顾当下，而这种没有未来意识的时间观念往往会导致比较激进的治国方略。这种时间观念往往也缺少对于历史的关注，如果一味唯意识论，相信人定胜天，力求在今生今世建立业绩，既不管过去也不管未来的时间意识，那么所采取的激进式的改造社会的做法，最终将不会有好的结果。
    时间意识同样也可以解释经济学上的一些问题。在谈到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诸多方面，如私有财产、税收、公共物品、集体决议、合同权利也有很大贡献）的经济模型时，冯克利指出，这反映了他的时间观念是关切未来的。但是他的缺陷是缺乏对于过去的关注。由此冯克利引出了波考克（英国剑桥史家“三剑客”之一，另两位是昆廷·斯金纳和约翰·达恩）兼顾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框架。波考克指出，公共时间意识可以理解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意义，即一个特定的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需要某种时间观念与某种历史哲学的配合，它是由人们所采用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形象和模式构成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行为不但发生了时间，而人们所形成的特定的时间框架会通过其作用和人们的意识塑造他的思想。波考克还认为，在考察一个社会时间意识的时候，可以从连续性和变异性两个角度来考虑，如果着眼于连续性，人们会维持这些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的正道性，把它的权威传递给后代。如果在时间上着眼于变异性，会看到不那么制度化的东西，它们会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政治价值上，成为对一个社会政治变革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是发生在制度之内也可能发生在制度之外，这种情况下不能仅仅要求制度维持自身正道性的传递，还要有对变异性因素做出回应的能力。
    冯克利认为，有利的制度形成改变时间历史，但这既不能只关注当下，也不能像奥尔森那样只关注未来，而是要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才能构成历史时间框架和历史哲学。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并非绝对的意识，而是指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未来发展的质量，正如一位美国的思想家所说，“如果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忆是短暂而贫乏的，那么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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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克利，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信息学院，现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担任过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是国内公认的一流水准的翻译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