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没落与礼学研究的新生

　　【核心提示】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材料引入礼学研究，促成了礼学研究由经学向现代新史学的过渡。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大量礼仪文献保存在以“三礼”为主的儒家经典中，所以古礼研究属于经学范畴。

　　传统古礼研究的成就与困境

　　在两千多年的经学史中，尽管有汉学与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别，但历代礼学大师都不否认古礼的制作传承与圣人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研究古礼时多具崇高的使命感。他们不仅致力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订、礼制推明、礼义阐发、礼例归纳等知识性的研究，而且往往通过古礼研究对现实社会加以批判，如汉代儒者就不乏借用明堂、井田、禅让等古礼对现实政治提出强烈批评。这两类不同取向的礼学研究都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自身也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礼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研究就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研究，而是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使其研究的科学性、彻底性受到很大制约，古代学者在研究时必须考虑自身研究成果的政治影响。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礼学主要依靠文献考证。与丰富多彩的礼乐文明相比，传世文献的数量有限且往往残缺不全。孔子就曾感叹文献不足，尤其是经过秦火焚烧，有关材料更少。考证研究注重细节，而现存资料的匮乏却为研究的深入展开设置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所以很多问题往往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最后，时空的错位影响了后人对古代礼俗的理解。古代礼俗的实质是一种社会规范，在礼乐文明兴盛时期，贵族子弟自出生到死亡一直受到礼俗濡染，所以礼书记载的缺乏不会影响礼俗的流行。随着礼乐文明的解体，后人既缺乏礼乐的社会实践，又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所以对当时礼俗细节和内涵的复原、理解就往往受到制约。

　　上述问题成为制约古礼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传统社会下难以得到根本改善。进入20世纪，如何超越以郑玄、江永、胡培翚、程瑶田、黄以周等礼学大师的成就，推进礼学研究的发展，成为摆在礼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文化人类学的传入

　　文化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在很长时间里以非西方部落社会为考察对象，主要研究部落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注重整体思维和比较研究，致力于加强异文化间的沟通和文化、社会发展规则的揭示。晚清以来，文化人类学逐渐传入中国，一些学者既意识到传统礼学的不足，又注意到人类学在解释上述问题上的巨大潜力，于是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材料引入礼学研究，促成了礼学研究由经学向现代新史学的过渡。

　　从蔡元培先生《说民族学》的问世到常金仓教授《周秦文化中的名实律》的发表，前辈学者借助文化人类学知识解释古代礼俗的研究已有80多年，有力地促进了礼学研究的进步。

　　礼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作为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礼书所记载的内容与后世统治阶级倡导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不相吻合，其真实性往往受到质疑。文化人类学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成员，尽管研究者本身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学科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提出某些方法以便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如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对理论假设通过操作化处理加以检验。在人类学的刺激下，现代礼学研究者倾向于将古代礼俗看作中国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别圣人的创造，这就揭去了传统礼学的神秘面纱，还礼俗以本来面目。

　　就研究方法而言，古代礼学研究主要使用文献考证。与当时盛行的礼俗相比，古代文献流传到后世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且残缺不全。人类学坚持整体观，注重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人类学家研究的许多对象在社会形态上更接近宗周礼俗反映的时代，且依据的资料更加详细、系统，积累了大量的理论认识，从而为礼学的解释提供了有效类比，深化了我们对礼俗内涵的理解。

　　在民族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研究礼学往往容易高估本民族的文化成就。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强调比较研究，在很长时间内侧重研究非西方文化，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与其他民族的优点，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去“西方中心论”的进程。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在很长时间内，学者们往往致力于借助外部文化解释本土文化，很容易将中国文化内涵融入西方人类学某一理论中，从而失去自我特性。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符合古典进化论者归纳出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研究的升温，学界及民间对传统学说的评价不断提高，以汪宁生先生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外初民文化的同质性，对民族中心主义观点提出严厉批评。这种开放的心态有助于一个民族健康理性心理的发展。

　　礼学研究对人类学观点的修正

　　新史学通过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获得了极大进步，但是其科学性仍然受到业内外人士的质疑。如人们指出，社会科学可以独立提出清晰的、普遍性理论命题，历史学充其量只能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却无法自主地得出类似命题。

　　事实并非如此，以往的文化人类学主要是西方学者对初民社会的研究，它有助于纠正立足西方本土的其他社会科学观点的不足。由于中国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这些小国寡民的社会，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并未进入人类学家的视野。随着人类学中国本土化进程的加快，学者一方面努力借助文化人类学知识改造传统礼学，另一方面也凭借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补充、修正了国外人类学的部分观点，如冯汉骥先生对A.L.克罗伯的亲属分类标准提出重要补充，李玄伯先生对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的社会发展模式说提出不同看法，田汝康先生通过商周颜色资料的深入研究对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利奇（Edmund Leach）的结构主义观点提出了有力质疑，有效弥补了国外人类学的不足。

　　同时，也有学者试图借助礼学研究反思现代西方人类学。如古典进化论者曾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规律性的知识系统，可惜由于其认识论、方法论的简单化而遭到严厉批评。现代人类学各流派已经放弃这种做法，转而从结构、功能、意义、象征等方面解释不同文化的含义，以此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一些学者长期致力于通过礼俗研究探求规律性的认识，力求以此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如常金仓先生《周秦文化中的名实律》就是这样的例证。常教授对西方现代人类学的诸多理论非常熟悉，对古典进化论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工作可以看作对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丰富与回馈。

　　（本文系第四十八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成果（20100481269））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