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大人，我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前叶的文科低谷，那时考古专业很是冷门，我的本科班只有8位同学，当时老师是11位。但就是这样很小的队伍规模，在90年代末的学科转型中，以中美合作的两城镇为中心的鲁东南考古为带动，促使了聚落考古的方法论构建和科技考古的创新性探索。作为这个过程的亲历者，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把它和学科发展的脉搏结合起来，我都会深受触动。我们的前辈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眼光、智慧和担当，以及搭建起来的学科构架和学术脉理，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这种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传承，成为我们前行的底气和动力。

新时代，国家将考古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就考古学发表系列论述，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为更好地服务文化强国战略，考古学需要在文化自信、历史自觉的叙事框架下开展工作，深挖价值和意义，明确目标和路径。近些年来在学校“七大战略”指引下，山大考古学科进入全国第一梯队，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级人才团队，建成全国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考古实验室，发挥“头雁”效应，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高水平平台上均有斩获。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清醒认识到，机遇对应的永远是挑战，考古学需要系统性提升和跨越式变革。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心怀“国之大者”，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体关系，更好地融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布局，考古学还需要在促进方法论创新、产出原创性贡献、深化多学科融合等关键性问题上下功夫，通过解放思想和改革攻坚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章发表于2023年9月20日《山东大学报》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