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师生情缘在山大读书，我们不仅学到了经济学理论和专业知识，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受到山大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优良学风的熏陶，培养了学术素养，更在老师们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精神感召下，领悟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学校对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的培养格外重视，经济系派出了最强的师资阵容为我们授课。第一堂课在文史楼301教室开讲，周之美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全系的教师，包括办公室行政人员和1975、1976级的同学悉数到场，整个教室座无虚席，还有很多人站着听讲，气氛隆重热烈。周老师讲课内容充实，重点突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其深厚功底令人钦佩。每周6课时的授课几乎耗尽了周老师的心血，其敬业精神令人动容。期末考试采用了抽签口试的形式，由周老师和蔺子荣老师主考，抽题的那一刻我感到紧张，抽到的题目是“为什么说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必须在流通领域内进行，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内进行？”我记得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20页和徐禾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第88-89页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理解和回答起来也并不太难。答完题后看到两位老师点头微笑，心里才觉释然。我留校任教以后，还曾多次到周老师家里拜访和请教，他总是耐心给予我教诲，他夫人葛本仪老师还经常问候起我的父母。

接下来讲授经济学主干课的还有马家驹、林白鹏、毛永林、陈乃圣、常汝娟、庄德钧、欧是等“大咖”先生。对这一批名师的风采风范和人格魅力，已有多位同学写了回忆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胡世凯老师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先生，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多才多艺，外语水平更是了得。当年山大在曲阜师院时，我中学的一位同学拿着家里的一块瑞士手表找胡老师修理，等打开了手表后盖，胡老师嗔怪道：“你把游丝（手表中最精密的部件）都扯出来拉直了，这还怎么修？”胡老师说他能够说出每一款瑞士名牌手表，甚至手表每一个零件的英文名称，让我们惊讶不已。大学期间胡老师为我们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上课时手拿两三张纸片的讲课提纲娓娓道来，条缕分明，鞭辟入里，给人以深刻印象。在此后的研究生学习阶段，胡老师给我们上专业外语课，使用大部头的《货币银行学》原版英文教材，每堂课先由两位同学接续诵读十几页原文，再由胡老师指正和讲解。胡老师知识渊博，常常旁征博引，不仅给我们讲授专业知识，还结合外语学习给我们讲拉丁文与英文及法文的渊源，讲古希腊、古罗马史诗里的神话故事和欧洲史，让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知识的同时，还能品味语言艺术之美，品尝古典文学的饕餮大餐！

蔺子荣老师是一位仁慈宽厚、和蔼可亲的学者，曾长期担任经济系和经济学院的领导，为学院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取得不凡的成就，深得师生们的拥戴。蔺老师淡泊名利，廉洁奉公，对青年学者的成长倾注满腔热情，奖掖后学，提携新人，甘为人梯，在我的治学、工作和生活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至今我们仍深深地怀念他！

赵植业老师给我们讲授专业课《商业经济学》，赵老师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教案中穿插很多案例，课上课下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仅过半个学期，他就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而且过了40年还不曾忘记。赵老师酒量不大但爱张罗，又热情好客，周末或节假日经常邀请同学到他家里小酌几杯。1981年11月到12月，赵老师担任我们去青岛毕业实习的带队老师，不辞辛劳帮我们联系和对接一个个实习单位，亲自带我们去政府机关、经管部门和工商企业调研。记得他和我去过青岛市工业局、商业局、物价局等经管部门和著名的青岛国棉九厂、卷烟厂等工厂调研，经赵老师指导，我撰写了既是调研报告又是毕业论文的2万多字的文章，现在还记得论文题目是《正确确定工业品出厂价格是合理分配工商利润的关键》。文章给调研单位领导和管理人员看过，得到他们很高的评价，评定成绩为优秀，自己还颇为洋洋得意了好多天。

还有两位我不得不提到的老师，一位是贾象珊老师，另一位是巩丽泽老师。

大学期间贾象珊老师给我们讲授《财政与信贷》，贾老师讲课的特点是信马由缰、海阔天空地任意发挥，潇潇洒洒、诙谐有趣，听他的课不用、也记不了课堂笔记。课堂上讲授什么内容，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贾老师讲财政的主要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收支平管”四个字，即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收支平衡和财政管理。贾老师是山大财政学专业的创始人，以后在他的带领下，樊丽明同学和我共同参与了财政学专业的创建。经过40个年头的艰辛努力和不懈奋斗，山大财政学专业（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如今已经成为在全国很有学术影响力的国家级一流专业。

巩丽泽老师当年给我们讲授《会计学原理》和《企业财务分析》课程，他温和慈祥，是谦谦君子般的学者。记得每次上课前，课代表李长亮同学一手提暖水瓶、一手拎长脚凳进入教室，因为巩老师身体较弱，上课要喝茶水坐着讲（那时候教学楼里没有开水炉，教室讲台上也没有座椅），让我们误以为巩老师年龄很大了，其实他才50岁多一点。巩老师讲会计借贷记账法的原理“有贷必有借，借贷必相等”，讲企业资金专款专用的准则“打油的钱不能打醋”，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巩老师在“文革”中曾落难下放到几个工厂，讲课期间就带领我们去他曾经工作过的济南造纸东厂、济南铅笔厂参观学习。巩老师是我留校之后攻读硕士时的导师，从选题开题到写作定稿再到答辩，他都给予我热情关心和细心指导。还记得1986年秋的一个下午，全系教师会议结束后，巩老师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建工剧院的电影票分给每位老师，一再叮嘱“这是我家小俐（巩俐）主演的电影《红高粱》，大家一定去看哟！”我们才知道巩老师家出了个著名影星。（未完待续）

文章发表于2023年11月1日《山东大学报》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