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残酷的。我平素最不喜的便是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一来是因为对战争军事提不起来兴趣，二来是因为这两段历史太过惨烈令人不忍卒读。不喜归不喜，有些反思却是不能少的。
　　首先，必须弄明白的是，何为战争？为何而战？在我看来，所谓战争即是国家间因为某种目的发动的毁灭性军事行动，并且这种目的多半掺杂着私欲。一方或是为了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或是为了攫取宝贵资源或是置一时之气打击报复而进犯他国，另一方为此联合起来奋起反击。粗略来看，一战是帝国主义间关于殖民地瓜分问题引发的争霸战争，二战是德国民族复仇情绪酝酿和日本军部法西斯大陆扩张政策的产物。可见，两次世界大战无疑是符合这一模式的。
　　由此又牵涉出了一个关于“正义”的问题。正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世界现代史老师曾在课上提过这个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课堂讨论。大家的讨论并没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标准答案。最终老师给出的结论是，正义并没有标准，但是正义是有底线的。正义的底线便是不因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去侵害他人的利益，我们依据此可以将战争的性质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
　　纵然有正义的战争，情理上看似乎理由比较充分，但战争就是战争，正义也改变不了它吃人的本质。战争就像一个黑洞，蚕食着理智和人性，最终把士兵都同化成机械的杀人武器，是的，机械。每天都在死人，上一秒还互相调侃的兄弟下一秒可能就成了冰冷的尸体。士兵们见惯了血肉横飞，到处是肢体残缺的伤员的场面……战争的残酷性使被送往前线的他们无师自通地明白一个道理——对敌人仁慈即是对自己残忍。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大环境下，人性被理所当然地封闭了，第一次杀人的士兵可能从心理上还需要一个缓冲期来接受事实，但随着杀人次数增多也慢慢变得麻木。此时他们对敌普遍抱有的心态是——我现在不杀他，那么下一秒倒下的就可能是我。于是，战场上的厮杀变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士兵变成执行指令的杀人利器。
　　当这些杀人利器不是对准敌军而是指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真正泯灭人性的屠杀便开始了。撕开二战的疮疤，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锥心蚀骨的痛。最著名的暴行是德国人针对犹太人施行的种族清洗和日本人在中国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很难说二者谁更灭绝人性，不能否认的是，它们都应该被视作文明社会的耻辱。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有多少犹太人的冤魂呵！午夜梦回，是否会听到如泣如诉的呜咽？回望金陵，硝烟中又有多少中国同胞淌着血泪？
　　去南京旅游时，朋友曾领我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我仍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百人斩、万人坑、毒气实验……各种货真价实的史料摆在眼前，提醒着后人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这座城市的命运。参观完毕，只觉胸口郁结，心情沉重得说不出话来。战争把人变成了魔鬼，人性沦丧，良知便不复存在。被屠杀的除中国士兵外，大多是无辜的老弱妇孺。日本兵屠杀中国民众的手段何其残忍，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却仍旧抵赖，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此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紧张这类事件屡见不鲜。虽然也有老兵良心发现忏悔曾经的所作所为，但局部并不能代表整体，可以说日本在这方面并未展现出多少诚意。反观德国，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德国真诚的忏悔行为赢得了世界的宽恕和尊重，也展现了一个大国面对历史应有的担当，对比日本，高下立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受历史的牵绊，是很可怕的事情，没有负罪感使它不必考虑历史的威压。对于日本人，对于大和民族，我们的了解并不深入，正因为不了解，它才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这样说道：“日本人既好斗又非常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看完全书，感觉日本人矛盾得近乎“变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