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时，看到一句话：“政治目的即渴望将世界向一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应该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哪本书完全无政治倾向。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一种政治态度。”
　　这让我想起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坚持学术与政治分离的观点，大师曾斩钉截铁地评论道：“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这段话主要是说世间的人们总是喜好与切身利益有关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有知识以及微妙的情感。在生活的欲望方面，人与动物没有差别，这些是由政治家和实业家提供的；前者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必须是哲学和美学带来的。就他们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贡献，由于性质有贵贱之分而高下立现。简而言之，王国维认为哲学、美学家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位置，不受政治干扰。把学术视为政治手段更是不可以忍受的，即政治与学术应当彻底分离。这体现了王国维远离政治风云，坚持做学术的立场。
　　但是，我们能说他远离政治就是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理想吗?如乔治.奥威尔说的那样“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一种政治态度。”他的政治态度，无疑是有的，且很鲜明，那就是当下封建帝制的理想化是他所赞同的。他对现实的不满仅仅限于学术方面，且他的政治理想在后期愈发显露出来，辛亥革命后，原有秩序被打破，王国维的政治文明底线被触及，他终于发出了心里的声音：“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他在这里感慨了为什么没有像文天祥、谢翱这样来为清王朝尽忠尽节。他的言语间透露了他对传统体制的维护，同时也表现出他明显的政治倾向。他的举动更能体现这一点，他在辛亥革命时效忠清室，和沈增植、梁鼎芬、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等一帮遗老惺惺相惜，以遗民自居，在他们心里“民国乃敌国也”。；他从哲学美学研究转向古学研究，体现了他的怀旧心态；他提倡周礼，这恰恰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批判的；伴随着王国维半生的身份便是清朝遗老，他也不排斥这个身份，他甘为“孤臣孽子”自认“遗老”，他固执地留着象征着“封建残余”的小辫，彰显他的政治立场。
　　小镇青年出身的王国维是个十足书生，没见过世面，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礼义廉智信”思想深入其心，中国传统礼教也是深深根植于内心的部分，可以说，这些构成了王国维的灵魂，所以他对恩人罗振玉感恩戴德一生追随其右，对清王朝也是如此。当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故宫，这对王国维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也成了他后来自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立身处世的基础已经被抽离，他无法存活于新的体制，他的整个人属于旧时代旧王朝，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他致力于西学研究，向国内读者介绍西学知识，这些都无意间极大冲击了旧社会的旧知识的实际社会功用，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推翻清政府和革命起到了想到大的奠定思想基础的作用。其二，他在中国国学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学研究史添上了难以磨灭的一笔。毫无疑问，王国维的死亡宣告了他的政治理想成为不可实现的云烟，但他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学术贡献都让人永久膜拜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