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曾经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蕴育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但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辜鸿铭却是位“复古向后退”的怪物。林语堂先生誉辜鸿铭为“怪杰”。一个人身上集中了如此多褒贬相反的头衔，足以证明其受重视程度之深。
    这位备受关注，毁誉参半的“怪杰”著述甚丰，而《春秋大义》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出于对这位“怪杰”的景仰与好奇，我拜读了他这部久负盛名的代表作。
    在书中，他告诉世人：要估价一个文明，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辜鸿铭还对国人做了如下的概括：真正的中国人有成年人的理智和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其精神是灵魂和理性的恰当结合。占据本书重点的一部分是他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比较，并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他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而中国人却全面具备了以上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辜鸿铭由是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他还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所以，他在《一个大汉学家》 一书中对一些根本不理解中国思想的所谓“汉学家”进行了批评。
    全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国人大加称赞。即使是对于为世人所诟病的方面，辜鸿铭也进行了狡黠的辩解：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还力挺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冲击的儒教，他将其定义为“良民宗教”，因为中国的“国家信仰”和“社会信仰”，使她免于如同当今欧洲一样“心灵和头脑间产生了可怕的冲突”，这也正是中国人不需要欧洲式的宗教的原因，即儒教已经给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以永恒感、安全感。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虽然书中有许多观点是偏执甚至是迂腐的，且在精神与思想上他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尊儒术，留长辫，主张复辟帝制，反对新文化运动，更认为天下中国一家独大。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辜鸿铭对国家深深的爱。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纵观辜鸿铭早年的经历，也不难发现他这些思想形成的原因：生长于国外，易于产生对祖国浓浓的依恋，同时对西方文化过于了解，充分看到其局限性。
    辜鸿铭以其保守的思想、狂放的姿态和另类的行为，成为当时激进思潮下典型的“非主流”。 因此，他本人也被杜撰了许多轶事，被传作笑柄。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这不仅使我想到了不拘礼法、放浪形骸的阮籍和嵇康：他们以自己的荒诞不经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辜鸿铭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狂放的姿态，是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辜鸿铭以为“中国的精神和传统，被国人就像抛弃土布和辫子一样抛弃了，他们甚至以作为中国人而感到耻辱。长期下去，国将不国！”他一直希望能够保持中国本位，恪守华夏宗风，追求平静祥和的文化，因而对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对于现状，他虽然不满，却无能为力。而这些观点在当时的背景下又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悖逆于思想启蒙的趋势的。
    有人说辜鸿铭生不逢时，我是赞同的，说他“生逢其时”也有一定道理。说前者正确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下，他的保卫显然不合时宜；说后者正确是因为“一战”使欧洲伤痕遍体，人们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于是他的思想得到很好的传播机会。辜鸿铭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深刻的。当《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后，对正在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他的思想迸发了璀璨的光芒，在西方甚至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由此可见外国人对他的推崇。
    如今，我觉得对辜鸿铭的评价应该是褒大于贬的。首先辜鸿铭的文化保守文义作为一种批判的建设性思维，是可以参与历史对话的。在新的世纪，我们该如何看待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文化风暴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辜鸿铭的文化观从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以深思与启发。《春秋大义》的原本是英文的，对于国学在西方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虽然书中有些观点过于迂腐，但是客观上看，确实为当时浮躁的国人吹去一缕清风，在“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对辜鸿铭的研究讨论，其实就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独特挖掘，因为他绝对称得上是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典型。他的魅力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因而从他身上来拷问中国人的精神归所，我们不难发现植根于国人心底的那一份传统的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