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近日，由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儒学高等研究院承办的第414期“稷下风”研究生学术讲坛在中心校区举行。台湾大学特聘教授叶国良、四川大学教授项楚和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曾永义为大家带来了三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叶国良教授讲座的内容是“《仪礼》内容的时代与出土文物”。他首先充分肯定了《仪礼》作为中国第一部礼书对于传承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仪礼》作为一部尚未确认内容时代的经籍，在理论上并不适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其进行考证，而其本人则基本同意沈文倬先生的观点，即《仪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其所载内容多是西周曾经实行的礼典。谈及自己考证《仪礼》内容时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时，叶国良教授提出了“默证法”，即“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在选取了可靠的研究方法之后，他还通过饮酒器、刚日柔日、墓而不坟、车马等大量论证最终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仪礼》的内容是沿用春秋时代或更早时期的礼仪；第二，《仪礼》所载礼典是由不同时代的仪节层累而成。整场讲座中，叶国良教授思路清晰，侃侃而谈，他儒雅的学者风范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让在场的师生受益良多。
　　讲座中，项楚教授讲述的内容是“佛教与中国文学”。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第一，佛教促进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产生。佛经最初并非用文言翻译，而是用方言与俗语译出的，所以敦煌佛经所用的语言与后来中国通俗文学的语言很相似。另外，用以宣扬佛经的佛教讲经文与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体例十分相似，二者有着很深的渊源。第二，佛教故事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大量的题材素材。大的如《西游记》，小的如“目连救母”和济公的故事，都是以佛教故事为依托所作的文学作品。这些故事在题材上取自佛教，实质上则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第三，促进了中国文学从前期“重写实、简洁”向后期“虚构、繁密”方向的发展。佛经和佛教故事中都有许多宏大的想象，语言也极尽夸张铺排，中国文学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汲取，因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文学虚构想象的一面得到发展。项楚教授在佛学与中国文学上的深厚造诣，让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既充实又有趣。
　　曾永义教授的讲座内容是“生旦净末丑”。他首先为大家辨析了戏曲和戏剧这两个概念，并指出这两种形式其实很早就在中国出现。接着，曾永义教授以带领台湾民间戏剧团赴美国演出的亲身经历为例，充分肯定了中国戏曲所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并提出中国戏曲的一大特点，即是歌舞乐三者的有机融合。随后，曾永义教授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从声音、字形两个角度为同学们重点分析了“生旦净末丑”各自含义产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如“生”沿用了古代对男子的称呼；“旦”实为“姐”字的省文和形近讹变；“丑”原是来源于民间小戏——“扭圆子”。其细致深入的考证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称赞不已。最后，曾永义教授概括提出戏曲角色发展的4条线索，并指出生旦净末丑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同学们应重点把握中国戏曲的角色符号化和写意化美学风格这两大特点。报告的最后，曾永义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他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扎实朴素的治学态度和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叶国良，1949年生，台湾桃园县人。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台湾大学文学院第十二任院长、特聘教授。学术专长：经学、金石学、诗学。曾担任东海大学、花莲师院、台北大学、清华大学兼任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捷克查理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宋人疑经改经考》、《宋代金石学研究》、《石学蠡测》、《石学续探》、《古代礼制与风俗》、《千家诗译注》、《经学侧论》等其他论著数十篇（种）。
　　项楚，1940年生，浙江永嘉县人，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主要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
　　曾永义，1941年生，台湾省台南县人。现任杰出人才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董事长等职。著有《说民艺》、《明杂剧概论》、《元人散曲详诠》等专著数十种，剧本《郑成功与台湾》、《霸王别姬》、《牛郎织女天狼星》等。曾获台湾第三届金笔奖、第七届文艺奖、第二十八届中山文艺奖及三度获杰出著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