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10月19日，由山东大学牵头的“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中心”正式宣告成立。机构名称中儒学、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几个关键词的组合颇为引人瞩目，机构组成中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合作也十分令人关注，中心建立的背景和出发点是什么？在当今时代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心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通过哪些手段和途径来实现？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问）：王老师，看到“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中心”成立的消息，感到一股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儒学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近代以来围绕儒学的兴废始终争论不休。为何将“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基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学术背景？
　　王学典（以下简称答）：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基本前提。世界上许多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写下辉煌篇章的大国，如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之所以在短暂辉煌之后即归于消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文化纽带；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成为文明传统从未中断、不断再创辉煌的民族，重要原因就是拥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看，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急需。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课题亟待破题。执政党的时代使命已经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转变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现代化建设，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充分吸收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牢牢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其次，市场经济冲击下产生的道德危机、认同危机、价值信仰危机等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对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极为迫切，这种诉求不仅是一种知识诉求，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诉求，当前的“国学热”、“读经热”即是民间社会对这一诉求的反应与表达。儒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创造的道德哲学、蕴含的道德力量，经过现代转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境界，改善民族道德形象意义重大。再一点就是中国的软实力、话语权亟待增强。中国文化必须走出去，加强对话，以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规避冷战困境，增强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上述这些重大急需问题的解决，都迫切需要中华文化通过现代转化而全面复兴，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协同创新来实现。
　　问：这个中心的成立，对山东大学的未来发展以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将起到什么作用？
　　答：我觉得学校以传统文化学科申报国家“2011计划”，是壮士断腕，需要下极大的决心才能做出这一决断。近几年来，学校出台过两份文件，对山大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是2009年制定的《山东大学学术振兴行动计划》，另一份是前不久颁布的《攀越计划》。这两个计划都对学校的发展作了顶层设计，都把儒学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放在塔尖的部分。这次学校以古典学术申报“2011计划”不是偶然的，这是山东大学固有的顶层设计自然而然的结果，符合近年学校发展的整体思路。学校充分估计到了我们的古典学科在全国的相对地位和比较优势。
　　另一个问题，山大做出这样的顶层设计有什么依据？我想，一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必然带来中国文化的崛起。在国家很弱的情况下，没有人重视你的文化。而当国力强大的时候，别人在重视你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必然重视你经济背后文化的建设。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普及，就是因为西方在工业方面、科技方面的成就，综合国力的强大。现在的中国也面临这一时刻。
　　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崛起，它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崛起背后的文化支撑也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敬重。我感觉，学校领导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可能有一个预见，一定是预见到了中国文化迟早会进入世界文化的主流这样一个事实。以往我们看到的主流文化一直是西方文化，这种局面肯定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有所改变，主流文化一定是世界东西方各国文化的融合。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西方文化一定会吸纳东方文化的优秀成份，特别是儒学。2000年前后，季羡林先生曾经放言高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亚洲的世纪。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现在这一点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被认为是事实。美国现在已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来看待，这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季羡林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预言。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学，儒学的复兴也必将变成现实，这一天的到来估计不会很远了。学校领导高瞻远瞩、远见卓识，把握住了这一大势。
　　另外，中国的崛起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它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预设。韦伯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儒教与道教》，另一本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本书的基本预设是，资本主义只能产生在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之下，儒教与市场经济、与现代经济没有直接联系。但中国的崛起彻底颠覆了这一预设。以往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虽然能够说明问题，但亚洲四小龙毕竟都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不在中国文化的腹地。如今中国经济崛起在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上，崛起在孔子的故乡，这才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中国的崛起为人文学界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命题，那就是儒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去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迟迟不能产生与儒学有关，因为儒学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们都这样认为，人们都相信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 早在1995年前后我就注意到这一点。我在聊城曾仔细参观过山陕会馆，那里是商人居住的地方，但所有的匾额、所有的题字，全是儒家的教条。我们原来认为读书人明其道不计其功，义利之间取义而不取利。实际上不是这样。山陕会馆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历史已经对马克斯•韦伯的基本预设提出了质疑。与这一点相关，近年儒学出现了大的研究热潮，很多政治学者、经济学者、人类学者、社会学者，都纷纷从各自的角度深度介入对儒学的研究。一大批经济学家也进入儒学研究领域，如被我校经济研究院聘任的盛洪教授，近几年，一直从经济学的角度介入儒学的研究，重新考察了义利关系等命题。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包括法学研究者，要想在国际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把自己的根须植根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之上。1995年我校蔺子荣教授与王益民联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建立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的命题，对学界震动很大，这个命题本身带有值得进一步开掘的内涵。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不完全一样，必然带有东方伦理的特点，深入挖掘出这个特点来，中国的经济学才能自成体系。所以学校今天发展儒学，不是针对一个狭窄的点，而是针对一大片。加大儒学研究，不仅能带动文、史、哲等相关人文学科，也能带动政、经、法的研究。从这里下大力气，能够崛起一个学科群。儒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覆盖性，就没有多大意思。
　　另外，山东大学发展儒学还有独特的地域优势，这一优势是不可复制的。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在孔孟的故乡研究孔孟，在发祥地研究儒学，山大责无旁贷。我们独特的地域优势，又和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特色融合在一起，而古典学术见长、中国的古文古史研究见长，这也恰是研究儒学所必需。这些优势是别的高校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把儒学的旗帜打出来，就迅速占领了制高点。
　　当然，做这件事也感觉压力特别大，有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感觉，任重而道远，我们只好埋头前行。
　　问：我注意到您提到中华文化时强调的“现代转化”，也即是说并非全部照搬。您认为儒家学说的哪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意义？
　　答：儒学一直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主流，在中华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儒家学说经过现代转化，仍将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大一统”观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大价值，是维护民族团结、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再如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中庸”、“和谐”理念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是克服国际国内矛盾对抗、维护社会稳定秩序、推进和谐和平发展的强大观念力量；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观念，将是国人共有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信仰，拥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普遍适用于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是新时期国家建设过程中营造全民认同、熔铸全民意志、构筑民族精神的道德基础；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集体至上的社群观念，是提升社会凝聚力的价值基础，是克服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部门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妨碍国家健康发展种种有害倾向的良方；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重塑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是世所公认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处理个体、群体乃至国际关系的“金规则”。
　　总之，儒学与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经过现代转化，对于党和国家有效应对当下的困境和问题，具有独特作用和价值。
　　问：王老师的概述，让我们明白了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的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意义。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现代转化？
　　答：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致力于儒家价值观的凝炼及其现代转化，推进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重点任务有这样几项：
　　(1)精心打造五个科研平台。“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战略研究平台”，探讨中华文化复兴的方向、路径并进行总体战略设计；“儒学典籍整理与义理研究平台”，旨在为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提供文本依据和义理支持；“诸子典籍整理与义理研究平台”，旨在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诸子智慧的支持；“儒学现代转化与当代价值体系建设研究平台”，旨在通过学、研、传、用，推动儒学、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为当代价值体系研究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儒学现代转化与世界文化新秩序研究平台”，旨在推动儒学、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互动，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路径支持。
　　（2）以儒家价值观的凝练及其现代转化为目标，建设国际一流儒学研究重镇。以尼山学者、尼山基金访问学者为主体，以新汉学计划为辅助，打造国际一流儒学研究团队；以项目为抓手，推进建构高效科研组织模式；以综合培养为方向，通过完善教材和课程体系，加快儒学学科体系建设；按照课程要求聘任高水平教师，培养儒学精英人才；强化学术交流，举办定期论坛，促进中国儒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协调全国儒学发展。
　　（3）以传播儒家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目标，精心打造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战略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智库。通过对儒家文化生态的现状调查、跨国比较研究、儒学传播体系建设及政策体系研究等途径，扩大儒家价值观的政策影响力，推进基于儒家伦理的制度建设。
　　（4）以向社会推介儒家伦理生活方式为目标，打造儒家文化普及和产业化的示范基地。建设孔子博物馆、发行儒学普及读本、推广儒家生活理念，推动儒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各级政府合作开发建设儒家文化园区、文化城，与企业合作建设儒家企业文化、进行产业开发，促进儒家文化产业的发展。
　　（5）以为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提供支持为目标建设支撑平台。建设大成文献馆（包括大型数据库），成立尼山基金，办好《文史哲》杂志和《儒林》辑刊，创办中华儒林网，从而为当代儒学研究和应用，提供文献、财力和媒介支持。
　　问：为什么要强调“协同创新”？“协同创新中心”的体制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答：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儒学重镇，但在体制机制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儒学整体性、综合性特点与现有分散、固定人事体制的矛盾。儒学与中华文化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学术事业，需要人才队伍的有效整合、高度协同。但现状是，这方面的人才不仅散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门类，而且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高校、科研机构、部门。再如儒学德智并重、知行合一、一以贯之的特点与现有教育教学体制重智轻德、重知轻行、支离割裂的矛盾。儒学本是一以贯之的整体综合学术，也是一种践行的学问，历来强调仁智并重、知行合一；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需要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系统深厚的知识理论功底、又能践行儒家观念、同时具有现代视野和历史使命感的人才。现有的仅靠书本、偏重智能、分散支离的课堂讲授，很难达到传授与传承儒者崇高精神、儒学系统知识、儒家精神气象的目的。这一直是当代中国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薄弱环节。
　　此外还有儒学学科独立性、整全性与其未获独立学科建制、分散到多学科的矛盾。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包括在中国影响颇大的马克斯•韦伯有关儒教伦理无法导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论断，极大影响了上世纪初以来国人对儒学的认识和判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儒学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迄今为止，儒学仍被排除在学科体系之外。面对现实的困惑和危机，要求儒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世纪中期以来亚洲经济的崛起彻底证伪了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判断；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面临的诸如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等问题进一步彰显了儒学的社会价值；儒学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不仅港台儒学研究一直在持续并取得了相当成绩，而且诸如夏威夷大学、波士顿儒家的相关研究也极有新意。儒学价值得到确认，其独立学科地位也得以凸显。“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和建设，必将进一步加速推进儒学学科建设的进程。
　　三家协同单位人文学术研究水平在全国高校中位居前列、实力雄厚；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称誉学林；清华大学国学研究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北京师范大学在训诂学、史学、哲学与宗教学研究方面非常突出。许嘉璐先生、庞朴先生、刘大钧先生、陈来先生誉满海内外，在儒学研究上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这些学者能很好地带动相关协同单位创新要素的汇集。
　　三家协同单位在推进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方面举措众多、力度很大；山大新组建的以许嘉璐、庞朴先生为领军人物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是在原有四家高端文科研究机构儒学研究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的基础上组合成立的，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国学院”，充分显示了山东大学推动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的胸怀和魄力；清华大学也成立了以陈来先生为领军人物的国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以许嘉璐先生为领军人物的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长于典籍和文献整理，清华大学长于义理探讨与分析，北京师范大学长于跨文化研究与文明对话理论研究。三家协同单位之间具有优势互补的关系，可协同度很高，协同合力明显。而且，三家单位开展协同攻关由来已久，从“儒学全球论坛”（2005）到影响巨大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2010.2012），都是全国协同乃至国际协同的范例。目前已在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建设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面向全校进行课题招标，并陆续启动了“《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集部儒家文献萃编”、“儒学史论文献汇编”等重大课题，均是指向文化传承的重大项目，社会反响强烈，学术意义深远。山东大学已经开启的“中华文化体验馆”建设项目，儒学高等研究院作为理论研究基地，与山东省共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孔子博物馆，与山东省图书馆、《齐鲁晚报》共同主办的“大众论坛”等，皆是面向应用的具体尝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