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清茶，一份手稿，书桌前是他凝神思考的剪影；一句问候，一阵笑声，瞬间拉近了他和别人的距离。
“既能开疆拓土，又能精耕细作。”这是同行们对他学术特点的评价。“胸怀宽广，真诚正直。”这是周围熟悉他的人对其人品的评价。
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
“黄老师能把生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
“由于条件约束，我没有大路和捷径可走，走的尽是弯弯曲曲的路。但是，第一我不停顿；第二我走得比较快，所以也未必不能比别人先到。”黄少安说，平民家的孩子就得靠自己去创造成就事业的条件和机会。
黄少安1962年出生于湖南一个中小学教师家庭，儿时随母亲下放到农村，亲身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制的变革。他发自内心地为“家庭承包制”和恢复高考欢呼——“父母不再为养活我们而为粮食发愁，自己也有机会上大学了。”
作为中国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法经济学和语言经济学的开拓者，黄少安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诸多重要奖项。但他说，他当时选择研究经济学却是出于偶然。
“经济学课里提到‘家庭承包制’，儿时的记忆使我对这个制度特别亲切，于是就对经济学有了好感，而且当时很笼统地认为，既然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应该需要很多经济学的人才，觉得自己的理想要符合国家的需要。于是自认为‘很神圣、很有道理’地选择了原来自己学得并不好的经济学。”
1994年在厦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作为“引进人才”来到山东大学，当年底即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他在1995年完成的《产权经济学导论》，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并且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的专著。
上个世纪90年代，立法和司法系统有不太注重效率的现象，黄少安将此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认为在我国开展法经济学研究、培养法经济学人才和普及法经济学知识十分必要。2002年的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他偶遇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二人聊到法经济学问题，一拍即合，于是在2003年共同发起一年一度的“中国法经济学论坛”。
“语言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语言问题的研究可以纳入经济学框架内。”黄少安自信地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外语，黄少安敏锐地注意到语言学习的成本和收益都跟经济学有关系，他查阅了大量语言的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献后，果断决定组织力量研究语言经济学。2004年，黄少安组织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所。除研究基础理论外，研究所直接应国家重大需要选择研究课题，例如我国以孔子学院的形式在全球推广汉语言文化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我国语言产业战略、少数民族语言保护问题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
黄少安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黄凯南说，一次他与黄少安逛花园，走到一片中间种着花的草坪，草坪上插着牌子“勿踏草坪”，黄少安看后摇摇头说：“不如把带刺的花种在外面，这样更有效，这就是制度的有效性。”
“黄老师就是这样，能把生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黄凯南说，“他做学术不单看理论数据，更重视深入调研，所以经常能解决一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团队的步伐也许会慢一些，但会走得更远”
“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但却走不了太远，团队步伐也许会慢一些，但会走得更远。一个人的价值只有融入集体才会真正实现。”黄少安教授在自己努力钻研学术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热情组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的学术团队。
黄少安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是：近几年他主持引进的，都是水平高、潜力大的学者。
在山东大学的支持下，黄少安结合国家、教育部、山东省的各项引智计划，立足学科发展急需，瞄准全球，主持引进高水平的国际领军人才，借助他们的国际影响力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有效、快捷地推动了学科发展。目前，已经成功引进“海外名师”两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两名、“泰山学者”1名。
世界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演化经济学会主席霍奇逊教授就加盟了他的团队，他说：“黄教授求贤若渴，他的心胸宽广，令人佩服。而且我来到这个团队后，发现这个团队确实与众不同，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近年来，黄少安团队主动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的应用对策研究课题以及直接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建议。团队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承担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报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报告》等课题的研究，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团队已经两次承担并且完成了教育部的重大课题，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现实的，研究成果作为建议对策被采纳。
黄少安和他的团队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基础理论研究要举重若轻，即可以自由轻松地思考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并表达学术观点。而对策研究一定要举重若重，就是说，要时刻记住：对决策者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可能被付诸实施，直接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
黄少安说：“即使在媒体发表一个观点或评论，都可能产生社会效应，这时社会责任感与学术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不能简单迎合决策者的偏好或社会公众的情绪，要坚持科学理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供销合作社改革的主流观点是恢复或坚持所谓的“三性”，即组织的群众性、管理的民主性和经营的灵活性。黄少安通过在供销社工作的亲友了解了供销社内部的情况，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他认定供销社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是变为普通的商业企业，恢复“三性”不可能、也无必要，最终他的观点被历史和事实所证实。
由于黄少安团队的共同努力，团队所在的山东大学已经是国内公认的“制度经济学”研究重镇，该学科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一些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高了山东经济学科在全国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经济学的“版图”。
“做教师使我的人生价值加倍放大”
黄少安博士毕业时有很多种选择，他毅然选择在大学工作，源于他自己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也源于家庭影响。其祖父就曾经是私塾的先生，父母亲分别是中学和小学老师，兄弟姊妹六个有四个是大学教师。
黄少安说：“做一名教师是我内心由衷的选择，我如果去经商或者为官，也许不会做得差，但我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相信可以用我的智慧、学识和人格品行，影响一代代的学生，学生里会有众多成功的商人，会有众多好的官员。这就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这样我的人生价值不是加倍地放大了吗！我做的正是最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事！”
黄少安已经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尽管都还年轻，却已经表现得很出色。他们中，有的在世界顶尖大学工作，有的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工作，还有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公务员。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是学术带头人，已有8位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或研究员，其中4位是30多岁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的，有一位破格晋升教授时才31岁。
在每年欢迎新生入学的典礼上，黄少安都会给大家阐释经济学的科学精神，强调要“敬畏科学”和“坚持严谨的学风”。在学术评价中，他总是坚持学术标准和学风标准，尽力做到把最优秀的、尤其是年轻而优秀的人才选出来，予以支持和资助。
